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

這本書買了有點久了，輕鬆的看完，在這時間點，有點感觸，或許我們國家還不算失敗，但是效率變差、成本增加，是一種警訊，書中的觀點認為，中國表象的經濟成長，建立在從極度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轉趨廣納的結果，但假如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依舊，經濟成長會趨緩，是為缺少了所謂創造性破壞，或是常聽到的破壞式創新的誘因。想到之前學到的leapfrogging:



"The hypothesis proposes that companies holding monopolies based on incumbent technologies have less incentive to innovate than potential rivals, and therefore they eventually lose their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role when new radic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re adopted by new firms which are ready to take the risks. When the radical innovations eventually become the new technological paradigm, the newcomer companies leapfrog ahead of former leading firms."

從wiki節錄下來的話中，將companies改成nations，好像也說得通就是了。

我相信這會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上最大的難處，而樂觀的人認為經濟開放將會帶來政治上的民主化，經濟學家傅利曼也說，經濟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但歷史上也並非沒有例子是經濟成長顯著後又急速崩壞的國家。就像黑天鵝那樣，機率極小但可能發生，不知道何時引爆的隱憂。

更多的經濟貿易，並不絕對會帶來更民主的制度改革，正如目前多數國家與中國貿易，尤以美國為中國貿易的最大輸入國，兩國之間的來往，也沒有帶來顯著的政治制度改變。

國家的興盛衰敗，本書用制度的角度去解釋，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與墨西哥邊界的照片比較。


緊鄰的國家，排除了氣候、地理因素，唯一的差別就是在於從國家建立至今，政治政度的差異，算是打了槍砲、病菌與鋼鐵作者戴蒙的臉，反倒是跟文明的作者弗格森有許多相似之處。以前大學的總經老師(https://www.facebook.com/dexing.guan)倒是也對此書提出看法:

這三位學者的立場都不一樣, "槍砲, 病菌與鋼鐵 (Guns, Germs, and Steel)" 一書作者 Jared Diamond 是地理決定論者,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Why Nations Fail)" 作者之一的 James Robinson 則是制度決定論者, 而 "文明 (Civilization)" 的作者 Niall Ferguson 則是綜合者, 上述各種決定國家興衰的因素他幾乎都提到了! 有同學可能會以為我最支持 Robinson (和他的合著者 Daron Acemoglu), 因為我常提到制度, 但其實不然, 倒不是我覺得制度不重要 (它的確很重要), 而是兩位作者用 inclusive/extractive institutions 來解釋有點套套邏輯的感覺 (富有是因為政府包容, 貧窮則因政府掠奪), 而且 North/Wallis/Weingast 2009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一書就已用過 open/limited access orders 二分法的解釋, Acemoglu/Robinson 顯得有些了無新意! 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 Adam Smith 在國富論中的解釋 (尤其是第三卷), 而黃仁宇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得到的結論也和 Smith 若合符節, 值得參考

Why Nations Fail 這本書的架構和 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 很像, 有新瓶裝舊酒之嫌, 而 North/Weingast 在 1989 年一篇著名的文章中, 聲稱英國在光榮革命後建立了可信賴和包容的制度, 為日後的工業革命和經濟成長奠下基礎, 但現在這個也同時被 Acemoglu/Robinson 接受的想法出現了最新的挑戰, 有劍橋大學歷史學者發現其實英國在革命後的政府並沒有更包容, 而是更掠奪! 這個乍看之下有點令人驚訝的結論, 對讀過國富論的人而言其實並不陌生, 因為 Smith 對十八世紀漢諾威王朝的施政有許多批評 (主要在第五卷), 尤其是政府債務和對外戰爭 (譬如和法國的七年戰爭以及美國的獨立戰爭), 當然這不表示 Smith 認為光榮革命後的政府一無是處, 譬如他就說過 1692 年的土地稅 (land-tax) 改革對英國是重要的 (儘管課徵此稅的 William III 是荷蘭人, 不過他老婆 Mary II 是被罷黜的 James II 的女兒, 所以在王后共治之下還算是斯圖亞特王朝, 這和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共治的情形十分類似), 所以 Smith 的看法比較務實中庸, 他不覺得英國在革命前後有截然不同的差別, 因為任何制度的改變都是漸進而不是突變的, 不可能一夕之間從掠奪變成包容, 而如果有任何比較顯著的改變, 那主要也是產權界定的改善 (所以 Smith 提到土地稅), 也就是政府和人民如何分成的問題, 畢竟政治人物絕大多數都是爭權奪利者, 要他們讓利如果沒有適度的回饋是難以做到的, 光榮革命其實是新興資產階級透過議會和國王分成的過程, 但因為彼此都有利可圖, 因此制度才朝比較好的方向發展, 於是看起來比較包容, 但其實政治人物與民爭利的心態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 所以如何透過因權利界定而產生的市場交易來把餅做大, 使爭權奪利得到約束, 多些 "明爭 (市場交易)", 少點 "暗搶 (官商勾結)", 使交易成本降低, 這才是各國制度發展應該依據的準繩!